高務(wù)實上午入宮，到了宮門快要落鎖之時才出得東華門，皇帝對他的重視可謂顯露無疑。
不過話說回來，皇帝對高務(wù)實的重視是滿朝上下人盡皆知的，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。畢竟高務(wù)實不僅是皇帝幼時的伴讀，還是大明朝第二位三元及第、第一位六首狀元。同時他又是實學宗門新鄭高文正公之衣缽傳人，自己的表現(xiàn)也無可挑剔，年紀輕輕便有“安南定北”的大功業(yè)。
這種人再怎么受皇帝重視，旁人也只有羨慕的份，連嫉妒都不敢表現(xiàn)出一絲一毫。
只是他受重視歸受重視，像這樣一進宮就呆了幾乎一整天的情況畢竟還是少見，是以消息靈通的官員都開始猜測起來——莫不是又要有什么大事發(fā)生了？
說來也是好笑，這消息傳開的速度極快，僅到當天晚上，在京官員七品以上者，便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。
當然好笑的不是這一點，而是接下來眾官的反應(yīng)：實學派的官員都開始興奮起來，他們以為高務(wù)實要有什么大舉動，而他們作為“自己人”，肯定會近水樓臺先得月。
于是他們紛紛開始琢磨，思考著要如何于近期在高宮保面前露個臉，以免這件還不知道是什么大事的大事沒自己的份，高宮保一不小心把自己給落下了，那就大大的不美了。
而心學派的京官們則開始緊張起來。高務(wù)實一進皇宮就是一整天，這是干什么去了？是給皇上打誰的小報告，還是干脆長篇大論了一番，給皇上灌輸那些只注重一點眼前蠅頭小利的所謂實學思想？
不過前者不會耗時一整天，后者則似乎現(xiàn)在并不是好時機——因為京察是明年的事，今年高務(wù)實不可能整出什么大動作，能夠一下子搞翻心學派一大幫人。
說起來，京察本身也是實學派對心學派最具優(yōu)勢的一個撒手锏，因為京察的最核心部門是吏部，而吏部是實學派的主陣地之一。如果高務(wù)實真要在朝廷“搞事”，那一定會拖到萬歷十四年這個京察之年，現(xiàn)在則是不可能的，現(xiàn)在最多也就針對某個人或者某幾個人，不會也搞不了什么擴大化。
只是這樣一來，高務(wù)實進宮到底是去做什么，就更讓心學派官員摸不著頭腦了，大伙兒資歷和級別夠格的，就都悄悄遞了拜帖到申大學士府，想去問問情況或者討些指點。資歷和級別不夠的，就只好派人往那些能去申大學士府的官員府上候著，等著第二手情報。
總之，因為高務(wù)實進宮一天這個小小的異常，整個京師官場幾乎都悄悄動了起來。
舉足輕重，或許就是現(xiàn)在高務(wù)實在朝堂地位的寫照了吧。
可惜，這些人全都表錯了情，高務(wù)實根本沒打算整誰，至少沒打算整這些當官的。
他本來自己也不知道京師百官會因為這點小事暗流涌動，直到一堆拜帖送到面前，他才明白同僚們?nèi)肌斑^敏”了。
為此他不得不打起精神接待了一番，給他們解釋今天入宮的大致情形——當然，事情沒有定論之前他也沒說很細，只是表示皇上對宗藩人口與俸祿日漸增長有些擔心。
不過這些京官都是聞弦歌而知雅意的聰明人，高務(wù)實雖然只是稍稍透露，但其實已經(jīng)算是明示了，大家哪里還不知道該做什么？于是紛紛道謝而去。
高務(wù)實自己也沒閑著，仔細把自己的想法捋了一捋，然后才睡下。
自從黃芷汀回了安南，高務(wù)實留在昭回靖恭坊狀元第的時間倒比白玉樓還多，今日也不例外。當然，這也是為了“上班”方便。
次日一早，高務(wù)實很準時到了兵部，不過禁衛(wèi)軍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在戚繼光的主持下進入正軌，生產(chǎn)建設(shè)兵團那邊更不必說，朱應(yīng)楨他們雖然對打仗沒有興趣，但對賺錢還是很有興趣的，幾乎不必高務(wù)實催促，他們自己就搞得很不錯，倒是給高務(wù)實省心了。
如此一來，高務(wù)實沒有太多事需要操心，便派人去戶部、禮部要了些資料過來，自己開始搗鼓關(guān)于宗藩改革方面的事。
宗藩改革，這是一項勢必涉及到“違反祖制”的事，一般人是不敢亂搞的，迄今為止也只有些官在這件事上提過一些看法，不過很可惜，不管提得多么誠懇，朝廷接受的部分依舊很少很少。
這件事復雜就復雜在祖制和“親親”之上。祖制不必說了，“親親”不是指某種著名的動作，而是“親近親人”的意思，這是儒家的傳統(tǒng)，也是皇帝本人不得不表現(xiàn)的一種特質(zhì)——無論真假。
于是這事就很麻煩了。
違背祖制，在這個時代就等于是失去正統(tǒng)性和合法性，通常情況下大家都是不敢的，臣不敢，君也不敢。
不過有一種情況例外，那就是“民意不可違”。高務(wù)實現(xiàn)在就是打這個主意。
當然，民意這個東西幾千年來基本上一直都是“被代表”的，大明朝當然也不例外，所以高務(wù)實不需要去民間征集上百萬個指印之類的東西，或者搞萬名傘啥的，他只需要帶起朝廷的輿論，造成“疏進不止”的局面，這就夠了。
因為文人的意思就是“民意”，而大明朝的官員本身就是文人的代表。這個解釋真是簡單粗暴。
這樣過了三天，高務(wù)實估計自己暗示出去的事大家應(yīng)該都做好了準備，這時該是他自己打響第一槍的時候了，于是第四日一早，高務(wù)實的上疏遞進了通政司。
這封疏文的題目是《為解民困豐國用親宗室請開藩禁疏》。題目已經(jīng)點名了此疏主旨，那就是“解民困，豐國用，親宗室”，手段也似乎很簡單：開藩禁。
“方今宗藩日盛，祿糧不給，不及今大破常格，早為區(qū)畫，則將來更有難處者。
昔高皇帝眾建諸臣，皆擁重兵、據(jù)要地，以為國家屏翰，此固一時也。
迨靖難以后，防范滋密，兵權(quán)盡解，朝堂無懿親之跡，府僚無內(nèi)補之階，此又一時也。
嗣是而后，驕侈漸盈，間作不典，法多圜土之收，辟有勒盡之，此又一時也。
合則人多祿寡，支用不敷，乃有共室而居，分餅而膳，四十而未婚，廿載而不空，強者劫奪于郊衢，弱者竄入于輿皂，此又一時也。
夫高皇帝草創(chuàng)之初，利建宗子，文皇帝靖難之日，思鑒前事，用意不同，各有攸當。至若列圣以迄于今時，移世改恩，以義裁其分，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也。
國初，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，女才九位，永樂間雖封爵漸增，亦未甚多也。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，不能全給。今二百年，宗枝入玉牒見存者，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，視國初不啻千倍，即盡今歲供之輸，猶不能給其豐，況乎十年之后，所增當復幾乎？又將何以給之？
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，殊不知法窮則變，變則通、通則久，且國初親王之祿五萬，其余緞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，然不數(shù)年而止，給祿米又不數(shù)年而減為萬石，又不能給而于代、肅、遼、慶、寧國諸王耳，歲給五百石，是高皇帝令出自己，而前后之已不符矣。